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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国桢与鲁迅先生

发布时间:2015-02-02          编辑:王均         来源:www.tianyouxianlu.com文史委

任国桢与鲁迅先生




任国桢先生

   任国桢,1898年出生于丹东,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地方领导人,他先后担任中共奉天(今沈阳)第一任支部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委员、后补常委,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北平(今北京)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拟任特委书记。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于1931年11月13日在山西太原英勇牺牲,年仅33岁。

  任国桢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常聆听鲁迅先生的讲课,是鲁迅的得意学生。任国桢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和熏陶,非常关心、积极探索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从1923年开始,苏联文艺界发生了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规模空前的论战。精通俄语的任国桢非常关注俄文报刊上的这场论战,细心阅读、研究各派的论战文章。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章,精心翻译出来,准备介绍到中国,为中国的文艺开辟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1924年10月,任国桢翻译完成了《苏俄的文艺论战》,并把译稿呈送鲁迅指教、校订。从此开始了他与鲁迅的真挚而密切的革命友谊。据统计,《鲁迅日记》中,在1925年到1930年期间,记载和任国桢的联系就有38次之多,其中任国桢曾两次去鲁迅家中拜见。1925年4月12日,鲁迅先生还为任国桢的译著《苏俄的文艺论战》写了“前记”,并组织发行。

  1. 通信是友谊的桥梁

  《鲁迅日记》(下简称《日记》)记载,任国桢写给鲁迅的信是19次,鲁迅寄给任国桢的信是12次。

  1. 任国桢与鲁迅友谊的最初记载是通信。

  《日记》1925年2月18日记载:“寄任国桢信。”这是我们确认鲁迅日记关于任国桢的最早记载,是由鲁迅寄信开始的。这种情况对于鲁迅来说是很特异的。鲁迅与青年的交往一般都是先来信或先拜访,然后再寄信答复。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任国桢和鲁迅的联系应该早于日记的记载。

  1. 任国桢与鲁迅友谊是密切的。据《日记》记载,1925

  年2月18日至24日的7天时间里,他们往返通信5次:“十八日寄任国桢信。二十日得任国桢信。二十一日寄任国桢信并译稿。二十三日  得任国桢信。二十四日复任国桢信。”鲁迅和任国桢在短短的7天里,通信5次,而且是鲁迅在得到任国桢信的次日即复信,而任国桢的信鲁迅两天后就及时收到。对于任国桢的来信,鲁迅几乎是每信必复,有时竟连续复信两次,而任国桢也曾连续发信给鲁迅。《日记》1925年3月载:“十八日  得任国桢信。十九日上午得任国桢信。”

  二、《论战》是友谊的结晶

  鲁迅亲自校订、出版《苏俄的文艺论战》(以下简称《论战》)。

  我们可以说,《论战》的出版发行是鲁迅与任国桢友谊的结晶。《日记》记载,从1925年2月21日,鲁迅审定《论战》的译稿并寄回任国桢,到同年4月16日 鲁迅校完《论战》,他们往返通信7次,历时近两个月的时间。可见校译工作的认真。紧接着鲁迅就积极主动组织该书的出版发行,以便及时引导当时的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为此,鲁迅抓住正在编印《未名丛刊》的时机,就把任国桢的《论战》编了进去。并交给北新书局付印发行。虽然当时任国桢并不是未名社的社员,但还是以《未名丛刊》的方式出版发行,当时这个做法是破格的,可以看出鲁迅对任国桢译著的重视。《论战》在1925年9月发行后,鲁迅还曾个人购买,多次连同他的《小说史略》同时赠送友人,进一步扩大《论战》一书的影响力。

  任国桢的译著《论战》,犹如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支前奏曲,一经发表便在当时的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第一版1500册书很快销售一空,因此,鲁迅便决定再版印刷。1927年又加印了3000册。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公开发行的图书中是不多见的。1927年任国桢时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因紧张繁重的地下工作,他没有再与鲁迅通信,也不可能表达再版的意见。因此,《论战》的再版完全是由鲁迅根据当时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要求决定的。

  1. 充分发挥《论战》的作用。

  鲁迅不仅积极帮助任国桢出版发行《论战》,还多次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任国桢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而且不失时机地运用多种方式推介《论战》。

  1、高度评价《论战》。鲁迅执笔为《论战》写《前记》,非常精当地概括阐述《论战》基本观点,高度称赞任国桢工作的重大意义。鲁迅在1925年4月12日之夜写的《前记》中写道:“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文论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

    1. 积极推荐《论战》。鲁迅1929年6月19日的《论文集

  〈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写道:“评论蒲力汗诺夫的书,日本新近译有一本雅各武莱夫的著作;中国则先有一篇很好的瓦勒夫松的短论,译附在《苏俄的文艺论战》中。”1930年5月8日,鲁迅又在《《艺术论》译本序》中再次推荐任国桢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至于最紧要的关于艺术全般,在此却未曾涉及者,因为在先已有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附印在《苏俄的文艺论战》(《未名丛刊》之一)之后,……希望读者自去研究他们的文章。”今天我们阅读这些文字,可以深切地感到鲁迅对任国桢及《论战》的高度评价,不遗余力地推荐《论战》,是他们为开创我国无产阶级文艺所作的具有本可替代的历史性的贡献。

  四、崇敬导师登门拜访

  据《日记》记载,任国桢曾经两次前往鲁迅家中拜访。第一次拜访是在北京,时间是1925年5月22日。《日记》记载:“晚任国桢来,字子卿。”可能不仅主要研究译著《论战》的审议、出版发行及当时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可能交谈非常广泛、投机,否则不会特意记下任国桢的“字”。第二次拜访是在上海,这时任国桢正在上海参加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时间是1930年3月。《日记》记载:“九日午前任子卿来。”当月11日,鲁迅还收到任国桢的信。当时,任国桢被党中央派往山东任省委书记,3月12日到达青岛。4月任国桢又给鲁迅寄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国桢和鲁迅的友谊是何等的亲密。后来任国桢因为革命工作,经常不断变换地方,无法再与鲁迅通信。

  五、宣传高尚友谊,推动文化发展

  任国桢与鲁迅亲密的革命友谊不仅是全国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丹东人民不可多的文化遗产。可惜我们宣传的力度不够,特别是任国桢与鲁迅的友谊,丹东人知晓的也不够普遍。

  我想,应该在任国桢故居中展示任国桢与鲁迅革命友谊的史料,把《鲁迅日记》中关于任国桢的38次记载及鲁迅为任国桢的译著《苏俄的文艺论战》写的《前记》手稿刻成石碑,立于故居前。为了扩大对任国桢的宣传,还可以将紧邻任国桢故居的“帽盔山公园”更名为“任国桢公园”,建立鲁迅与任国桢亲切交谈的雕塑,同时把任国桢与鲁迅革命友谊的文献、手稿等刻碑展示,为丹东这座英雄的城市再增加一道文化色彩的人文景观。

  (作者王均系丹东广播电台原副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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